青春的火焰－大革會成立經緯

青春的火焰－大革會成立經緯

◎撰文 官鴻志 攝影 蔡明德

大革會前夕

這不是一條光滑、平坦的起跑線；不是教育單位撥款建設起來的跑道。起跑線上，來自全省11所大學和13個「地下學生社團」的百餘名同學，卻自己鳴放了槍聲，向著「大學法改革」的目標奔去。

戰後40年，台灣終於出現第一個全省聯盟的學生組織，名叫「大革會」於今年7月18日正式宣告成立。

早在7月10日和30日這兩天，蔣經國總統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李煥，都分別發表了政策性的重要談話: 「大學教育是否應該配合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調整，使大學教育與社會發展相適應；其中，大學法是否應作適當修正也應一併研究。」蔣經國作了上訴表示。

這席話，加速鞭策了教育部修訂大學法的腳步，也聯繫到教育部的三項具體措施上：

一、提高教育部訓育委員會的決策層次。

二、由官方學者組成「大學法修訂諾詢小組」，召開學校行政主管和校務會議代表舉辦北、中、南區討論會。

三、以學生為對象，各大學活章中心聯合召開會議。

以上所述，由教育部推動起來前討論和文宣工作，正朝向著所謂「校園向左轉」這個假想敵人，大加這伐，從而製造了校園總動員的緊張景象。這一股背后隱藏的暗流，也是戰後40年所罕見的。相對於教育部的強悍作風，「大革會」只是一個弱勢團體，同時也是全省第一個具有整合力和凝聚力的學生聯盟組織。在運動階段中，他們取得正義號召的勝利，有不可忽視的潛在方量。尤其是，站在更廣大的歷史視野來看，這種以組織對抗組織，企圖擺脫台灣校園內「安全.訓導﹒黨化教育」的控制手段，從而建立起學生公民權和校園主體性的抗爭模式，倒是破天荒的第一招。

今年暑假，「大革會」重新編整，召開幾次幹部訓練營和生活營，生猛地鼓躁著寧靜的校園角落。九月中旬，學校開學以後，這一股靜靜跳動的校園脈轉，點綴著打從南方傳來的楚歌，已經暗中成為同學們關注的話題，同時，「大學法修改」和學生作為校園主體的這個問題，終於獲得廣泛討論。

從四年前到「大革會」成立前夕，各校學生領袖奔走於南北途中，結交朋友，徹夜討論。其間過程曲折、艱苦，有人曾經作這樣的比喻:「是一部上乘的校園小說題材。」

現在， 「大學法修訂」被搬上校主舞臺，成為台灣學生運動的舞台，成為台灣學生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。至於這項訴求的目標如何？也有人提出質問：「矮化的路線訴求，只是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分配。最終，可能會被校園內外的機會主義制度所消費掉！」

面對這林林總總的質問，「大革會」不作草率的答辯;或者勿寧說，在運動方向的摸索途中， 「大學法修改」是最初階段的目標，也是採取單一議題，共識明確，追求最有效途徑的抗爭型式。因此，他們的答辯只有一句話：「校園，才是唯一檢驗的場所。」

無論如此，這是一條嶄新的起跑線


「五人小組」打天下

一年餘下來，我們斷斷續續地趕到校園民主運動的現場，我們總感覺到，這是一個永遠做不完的報導題材，也是80年代台灣社會解嚴前產的一項重大記錄。在台大普選事件，李文忠事件、自由之愛，大學改革請願團，華西街抗議妓女販買，車埔挖墳事件，抗議吳鳳神話，反杜邦運動，二林葡萄農調查，礦災現場，三晃農藥廠污染事件，大潭村鎘汙染調查，教師人權等等事件行動中，屢次看見這一代青年學生積極加入改革社會的行列。有鑑於此，我們總結過去和現在校園的採訪，初步提出一份報告，供社會大眾參考。

1982年，以台灣大學「大論社」 為主體的5人小組，積極策劃了普選行動。這5人小組，可以說是台灣後美麗島時期學生運動的創始人，同時，他們也建立起「大論社」取得運動主導權的歷史傳統。

據當時的領導人之一劉一德回憶：
「本來，我們只是一群成天聚在一齊聊天喝酒的小混混，後來，有一個好事的傢伙，不知從那弄來一些馬克思與韋伯的書籍，讀了之後，才知道應該做一些有理想的事。」

是的，學生的凝聚方式其實很簡單，以劉一德為例子， 「初期，他的一些朋友和群眾，都是酒量闖出來的啊。」他的朋友這麼說。

可是，純粹的人情關係和組合，必須透過行動，才能鍛鍊或深刻化學生運動的組織。於是，從5人小組開始，他們用發傳單與噴漆的方式「練膽」，甚至每天一大早，偷偷地溜進教室，把「要求普選」的口號寫在黑板上。當然每天校工都把標語擦掉了，但長期這麼幹下來，幹部被訓練得敢站出來公然反對校方，普選的要求也擴散到校園各個角落。

同年2月28日，也就是歷史上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那天，他們半夜裡跑到二二八事件的關係人彭孟緝家門外，在牆壁上潑了一桶紅色油漆。當時，這件事引起了，情治單位極大的震撼！逮捕這群學生的風聲自然而然就傳了出來。為了避風頭，他們分散躲到各地。其中一些逃避不及的同學，被情治單位約談、偵訊。

但由於在校園活動中所培養起來深厚的工作感情，情治單位的偵訊並沒有結果，只苦了被偵訊的同學，遭受皮肉、精神的折磨。

這群學生的努力，給後來幾年台大的學生運動打下了廣闊、紮實的基礎！

從劉一德到吳叡人，一般戚認為是打天下時期。這一群具有反體制色彩的學生，由吳叡人率領，初步佔領了台大代聯會，正式把普選手日校園民主化問題帶到學生議會上討論。

1983年6月，「前進周刊」以封面故事報導吳叡人當選台大代聯會主席的消息，首度引起校園民主運動內部的強烈爭論，針對於運動內部是否接受台灣反對勢力介入?是否會造成內部劣質化等等負面作用的諸種問題，成為一項重要的自我接討。

「大新社」社長陳裕鑫首先撰文呼籲: 「校園改革應該和校外劃清界線」。

1983年10月8日，台大校園出現第 一張地下傳單「告台大同學書」，主張學生言論自由和學生自覺，並反對代聯會主席選舉制度。這張傳單，造成一定的啟蒙作用。但總的來說，這時期的學生運動並無法擺

脫反對勢力的影響，在行動高度上也遠不及政治逼動。這是保釣運動退潮以後的結果，再加上國民黨40年軍政結構的教育控制下，台灣校園徹底喪生了進步思想的傳統，因此，黨外思想成為校園內唯一供據的養料。

這時候，各校學生領袖和研究生紛紛進入黨外雜誌工作，成為一批能編、能寫的文宣人材，這批人材大量流到校園從事再生產，形成一套學生運動內部的供需關條和政治上的視野。其負面作用，則是迫使台灣學生運動變成黨外雜誌的「消費品」和「編輯傭工」，而無法自拔。

由於編輯工作上，校園學生側面地介入黨外政團的派系紛爭，深入瞭解到反對陣營的權力結構，他們被迅速地新陳代謝，漸漸喪失了一份反抗的政治理想，其結果是虛無化或更堅定自己的宗派立場；大約是黨外雜誌的巔峰時期，學生運動內部也同時展開了自我批判，重新檢討校園民主運動是否必須依附於政治運動之下？這一點，台灣學生倒是領先社會群眾，更早警覺到，必須找到一個「獨立而自主的思想和行動空間」。

但這項檢討，儘管成為運動內部的一種道德約束力，卻完全無法遏阻學生「進出」黨外雜誌的事實。他們自我解釋的理由大半是「為了賺錢」。至於所謂民主理想的終極目標，必須回歸到校園的呼求，也為下個階段的學生運動舖下了與黨外決裂的警告與覺醒。

粗略地說，這個階段，一直到李文忠事件，可以稱之後美麗島時期學生運動的第一梯隊，成員的主要特色是講究行動和打天下。同時，在這個階段中，也不可忽略一個事來，那就是來自校園內右派學生的反撲行動。其中，最膾炙人口的一篇文章，就是吳叡人所寫的: 「給你，鴕鳥」。這時候，吳叡人已經是右派學生打擊的主要對象，他這樣說：
「我相當縈幸地成為你們雜誌所看重的對象。......你們紮了一年稻草人，打了一年稻草人的結果，除了成功地對外塑造一個扭曲的吳叡人外，只是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資料，讓我有機會更進一步觀察到你和你的朋友們心靈的荒原而已。」

吳叡人的話，相當發人深省。

1984年5月4日，吳叡人辭去台大聯會主席以後，到教育部陳情抗議，並遞上一份「教育改革意見書」，同時，他在「給校長的一封信」中指出: 「做為批判世俗，燭照社會的所在，台大的社會改革動力巳然委縮。」

學生地下刊物的全面勝利

1985年5月4日，「輔大新聞社」因為抗日作家楊建專輯引起校方注意，繼而因為光復節專輯受到校方故意拖延，學生只好強行出刊，校方則以「社團不夠民主」為理由，下令解散停刊。 12月31日，「輔大新聞社」出版了台灣第一份校園地下刊物「改造」，並且聲明：「獻給所有勇於抗爭的青年！」

「改造」的創刊號上，刊登一篇林希翎的專訪文章：「是墮落的革命家，還是進步的改良份子？」這篇訪問，乃針對自由主義是不是機會主義者的一種表現？向林希翎提出強烈的質問。

根據「改造社」的回憶，採訪當天，林希翎正忙著為黨外競選活動演講，演講結束後，兩名「改造社」成員把林希翎從街上「攔劫」進入一家咖啡廳。「起先，林希翎拒絕接受訪問，」改造社青年又補先地說：「並且向我們提議收費。可是，等到大家坐下來深談，她似乎被年輕小伙子的熱情理想煽動了，她滔滔不絕地為自己辯護......。最後，她不再向我們提及收費的問題。」

從「改造」到台大「自由之愛」，後美麗島時期學生運動進入「地下刊物」的巔峰狀態。其中包括政大「野火」、輔大「野聲」、中央「啟禱」、台大「濁水溪」、高醫「人文社會研究社」、逢甲「民風」、北醫「抗體」、成大「平等域」等等。以上各個學生地下刊物社團，除了逢甲「民風」，政大「野火」和「自由之愛」目前已告解散，大部份都加盟進入「大革會」。此外，原住民知青創辦的理論刊物「高山青」也申請加入。

等待彌賽亞？或走人民間社會？或讓粗糲大地磨破了學生的細緻雙足？漸漸地成為這個階段學生運動的判分標準'即所謂的「理論與行動實踐的再思考」。同時，這種理想上分歧點，落實質到「改造社會的預備隊」這句口號，使學生領袖們不得不鑽往書堆裡尋找答案。從地上和地下校園理論刊物來看，也呈現出熱鬧繽紛的氣象。這時候，體制派系統的學生刊物幾乎沒有置啄餘地，從運動陣營中退席，甚至失去了討論的必要。

一群飛奔的羚羊

反過來說，反體制學生運動的思想出路，則以飛奔羚羊的姿勢和速度，向前跨越。最主要的特色是「校園/社會」解凍以後，終極的理想在那裡?或根本否認終極理想。1987年，台大「自由之愛」在「南方雜誌」發表:「新社會宣言」，立刻成為學生運動思想出路的爭論點。

這個爭論點，追根溯源起來，就是自從吳叡人倡導「社會包圍校園」策略，經過台大「自由之愛」的實踐成功以後，另一個總結經驗的探討與試圖突破，也充份型構成學生運動第二梯隊成員的主要議題。在第二梯隊階段，從事思想理論工作已經主控了運動領導權。這個事實，也確切建立了學生運動不是「黨外尾巴」的新形象，邁向「獨立而自主的思想/行動空間」，並且向著官方政治文化霸權提出挑戰，從而思考到「政治社會」和「文化社會」之間，學生是不是革命主體的力量?最明顯的例子，他們不再相信「普選」是萬靈丹，而是提出「學生政府」這個概念。學生是不是革命主體的力量？這個質疑，「新社會宣吉」基本上是否認的。宣言上說: 「個人的投入運動，勢將基於生活世界中有效資源的掌握及動員。因此，這種不斷向前辯證否定的過程，並不是革命的累加，而是基於具體實踐策略，逐步擴大改革的領域。」因此， 「新社會宣言」徹底切斷「革命/改革」的迷思，主張皮體制改良主義是一種沒有有彼岸、不斷向前的抗爭過程。

此篇宣言為什麼引起爭論？理由何在？恐怕必須從運動的內部和外部來解釋。

首先，宣言中指出：「統獨述思，台灣結對中國結，政黨區分，省籍區分、乃至階級區分，都顯得次要而加以揚棄。」這林林總總的問題，是不是一般參與學生運動的人感到立即而迫切的問題？「如果，當中南部大學生還停留在爭取餐廳、宿舍的權利問題，那麼如何拉平北部和中南部學生的認知差距？才是當務之急吧！」「大革會」主席團成員之一陶宗瑋這樣說。

問題是，接受採訪時，陶宗瑋表示「大革會」的運動路徑並無二致，現階段比較側重於動員校內有效資源，所以恐怕又會轉回到校園「打天下策略」，而不十分急於理論建立。

很明顯，對於外界有人刻意地挑撥分化「大革會」和「自由之愛」的矛盾，「大革會」採敢相當包容的態度，陶宗瑋很謹慎地說:「今年 3月，『自由之愛』首先提出大學法 必須修改。基本上，『大革會』就是繼承這項主張，設定自己的運動路線。」

針對外界所謂兩批激進學生遲早要分道揚鍵的傳言，也頗讓「大革會」感到困擾。因為，「大革會」以整合為訴求目標，在起步階段，必須異中求同才是照顧大局的做法。同時，據瞭解，目前「自由之愛」已經完成階段性使命，這個由臺大四個社團組成的聯盟也告解體。其中，「大陸社」和「三研吐」進入代聯會執掌兵符；「大新社」因被迫停社期滿，將重整再出發 ；「大論社」的部份成員，例如許在杰，劉大福、黃永貞則加盟「大革會」，成為主幹。因此緣故，所謂分裂云云純粹是刻意擴大運動陣營矛盾的伎倆而已。

至於外部因素，「新社會宣言」引起爭論的理由何在？「大革會」主席團成員曾昭明說：「主要還是反對勢力在意識型態上的歧異，投射到學生運動內部所造成。」這種路線抗辯，有一點類似「五四運動」到「中國社會史論戰」的文化紛爭，當時，中國究竟要進行階級革命葳召開國民會議，成為中國知識份子投身大革命前夕的探索方向。因此，在台灣學生運動缺乏主動性的活力之前，外部因素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。以這次「新社會宣言」來說，其中尚且包括臺灣意識派的主張，除了把學生不願意談統、獨問題的傾向，認定是「克斥著反民族情緒」 ，並譏諷反體制改良主義是「投降哲學」，同時指出這是「反對政策的中間迷霧」，「乘機奪取在新生精英階級中的政治地盤的策略」。這種規模縮小的論戰，可以顯見，站在學生運動的立場來看，是被迫早產的運動困思，也製造運動內部的緊張狀態。

「大革會」既是繼承「新社會宣吉」之後誕生，同時，它的成員大半是過去學生運動中要在光燈以外的各校學生領袖，比較沒有歷史包袱，而且當台大學生汲汲於校內活動時，他們卻奔走於南北串聯，打更大的天下。因此在運動經驗上，他們另有組織擴大後的多層考慮，凡事都經過慎恩和充份討論。「大革會只是過渡階段，這一點我們很清楚，」陶宗瑋補充地說：「因此，我們比較講究如何完成這個階段目標。」

在台灣學生運動的第三梯隊末期，「大革會」是一隻黑馬，並負有第二梯隊過渡到第三梯隊的主導任務。透過上述歷史背景的分析報導，我們試圖找到「大革會」的社會位置和歷史位置，下一階段，「大革會」將開創出何種運動性格與方向？也必然和臺灣社會的改造運動息息相關。因為，它已經暗地裡滋長茁壯了自己的生命。


有抗爭，才有進步

1987年9月，台北金華園中操場， 一項紀念會場上。抗日前輩周合源先生站在主席臺左側，低沈地說:

「我很慚愧，我這一代表沒有完成的時代使命，到今天，還是沉重地落在青年人的肩頭。」周老先生坐過日本人的牢，也坐國民黨的牢。這個歷史掌故，臺下群眾都清楚。

講完一席話。他捧著紀念獎狀，很感激地頒給「自由之愛」和「大革會」學生青年，肯定這一年的校園民主運動。主席臺下，頓時響起如雷的群眾掌聲。這一段綿密而熱情的掌聲，即刻成為台北街頭的議論話題：

「你覺不覺得學生很受到群眾歡迎! J

「那是一種鄉情，一種喜悅。群眾似乎親眼看見鄰居的孩子長大了，懂事了。」

自從「大革會」被迫曝光以來，這是第一度公開亮相的場面。其實，在校園黨部的黑名單當中，他們的名字並不陌生，每一個人都有講不完、一筆佳的痛苦經驗，可絲毫沒有挫敗下來。今天晚上，他們扭扭的站在麥克風後面，由主席團曾昭明發表講話，「有權力，才有民主；有抗爭，才有進步。」他說。

這一幅抗日前輩到80年代學生運動，頗具有歷史傳承意味的畫面，引導我們進入「大革會」採訪。在此以前，在「大革會」祕密地搞串聯時期，其間過程大致上是這樣的:

1983年，當全省各個大學校長仍然陶醉於新資本主義的校園硬體設備，搞游泳池，建設中正圖書館。校園內卻悄悄地起了變化，進步青年開始有了一個共同議題。那就是：校園民主化運動如何跨越校際的圍籬，如何活絡起來。1985年6月，由臺大、文化、輔大學生聯合倡議聯盟的構想，透過他們積極推動，開始起了發酵作用。

1987年7月，北部地下學生社團再度把這個議題帶到高雄大寮鄉，參加南部學生私下主辦的生活營，集中討論三天。這次會議，大家熱烈討論的「南工北學聯盟」，頗受到高雄工人運動的刺激影響，也開始檢討到學生和工人結合成為台灣民主行動的整股力量，在實踐策略上是否可能？為何不在學生運動內部
先做好鞏固工作?

大家討論的結果並沒有答案。隔天， 7月5日，這夥青年學生集體北上，參加「南方雜誌」舉辦的生活營，又再次進行討論。

「記得是酒甜耳熱之際，大家議論紛紛。但，漸漸地趨向於單一焦點和行動設計。在高雄臨告別的時候，有人建議，將名字取為『大學法改革促進會』......。」

接受採訪時，「大革會」這樣回憶地說。

7月18日，「大革會」在台灣大學附近召開成立大會，共有22名代表和數名列席者參加。22日，全省學生聯盟組織的消息走漏，被一名外圖學生出賣給黨外雜誌，成為各報競相報導的新聞。30日，蔣經國總統針對這項問題，發表關切談話。

1985到1987，是全省、學生運動的第一個關鍵年，也是校園「安全﹒訓導﹒黨化教育」結構開始解凍的時候。有大批的博士、碩士、大學生和高中生共同結合，在全省各個角落因為「改革願望」的怒濤湧起，風雲際會，他們「寧可做一個舊時代的叛徒，而不要做一隻放在潮溼黑暗房子裡的花瓶」。60年代，台灣學生在全球性的反叛年代缺席的這個恥辱，他們常耿耿於懷......

南部「大革會」：

南下採訪「大革會」的第4站是嘉義火車站。

羅正方，成功大學航空測量研究所一年級。他目前擔任「大革會」活動執委。9月9日，他和十幾名南部「大革會」成員在吳鳳去逝218週年這一天，手持著抗議吳鳳神話的黃色布條，站在街頭演說。不久前，羅正方在成大校圍內以搞原住民權利運動起家，曾抗議「唐山過台灣」這部電影在校內放映，嚴重地扭曲、汙扉原住民族的人民尊嚴。

在吳鳳銅像下方，羅正方手指著銅像說: 「這是漢族青年的恥辱，我們學生，不僅要會唸書，也要為內心的良知扭身出來說話。」然後，這群「大革會」青年沿著嘉義市中山路，挨家挨戶，發送「全面刪除吳鳳神話」的說議書。這次聲援抗議活動，共有30餘個社會團體參加，「大革會」是其中一個。

「這次抗議行動，我們『大革會』內部的決議原則，就是不要反客為主，應該讓原住民自己說話，」趕回到羅正方的宿舍，我們的話

題便轉回到「大學法改革」他說:

「現行的大學法把校凰當作公共營造物。訓導行政人員是管理者，教授師資是營造物的硬體設備，學生不是主權完整的法人。訓導法規的權力來自於片面規定的特別權力關係，迫使學生喪失相對權利和上訴權。如果，我們在校外觸犯了司法罪，特別權力關條又沒有保障學生的合法性......。如此下來，我們學生等於受到雙重法律的負擔。」

羅正方再三地強調，「營造物管理」和「特別權力關係」是德國法西斯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封建產物，緊緊地控住了學生作為大學主體的權利，他說:「學校規定理頭、穿制服......，這種種規定，都是特別權力關條所導引出來。」然後，他從臥室的書架上，抽出一本成功大學「學生手冊」，和我們討論「學生活動中心組織章程」的問題，依據該組織章程第一章總則第一條規定，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活動中心係依據「救國團」的組織通則而設立，「救國團」學生活動中心是最高權力機構。

因此，「營造物管理」、「特別權力關條」和「校園黨部」這「三座大山」的束縛，使大學生淪為毫無憲法保障的次等公民，更遑論作為「大學知識社區」的主體。羅正方又說:「教授和學生是大學校園裡負責創造知識的主體，因此，應該是這個知識社區的管理者，而不是被管理者和被支配者。」

吳鳳，一個讓羅正方感到羞恥的記號。「校園黨部」，則捶煉他做為一名校園民主運動者。

結社自由、出版自由、和資訊自由，這林林總總的校園理想，使羅正方跌入一場惡夢。1986年9月，羅正方聯合全校各系學代會簽署，呼籲創辦一份新聞刊物「經緯社」，而活躍於校園輿論的推展活動。創刊後，羅正方擔任「經緯社」社長，有一名自稱是關心校園民主的記者跑來，提供各種校內行政醜聞，請同學喝咖啡吃飯。直到有一天，校內安全小組的人氣沖沖地跑來質問羅正方：「你向那名記者透露了什麼?他是調查局的人。」

「校內安全小組，隸屬於國家安全局，」羅正方補充地說：「這項秘密抖出來以後，我才知道校圍情治活動無孔不入，而且有派系矛盾。」

從此以後，羅正方聰慧、地運用這個派系矛盾，施放煙幕，讓校內兩個情治系統忙得團團轉，並製造矛盾夾縫的空間，極力推展「經緯社」的輿論工作。

這種矛盾中求生存的經驗，並不是每一位同學可能碰到的問題。「可是，當你想在校內做一點事情，就可能遭遇到各種不能想像的困難..... 。」羅正方說。

1986年10月28日對羅正方來說， 則是他一生最大的轉捩點。

他在校園內舉辦「人間雜誌反杜邦座談會」，邀請關曉榮、楊渡和蔡明德等人到校演講。1986年10月 28日這天夜晚，他因為母親病危守 在台北的醫院病房，不克親自主持座談會而感到愧責。不料，他在病房內接到「經緯社」同學的電話:

「學校不准辦這場座談會」。

電話那一頭的聲音很緊急，座談會馬上就要開場。第二通電話又響，是校園安全人員打來的。「我母親病危，無法趕回學校。」羅正方在電話裡苦苦地解釋。

「除非你本人趕回來解釋，否則，座談會不准辦！」校園安全人員這樣說。

就是那個最後一夜，羅正方在趕搭火車的途中，母親不幸去逝了。

北部「大革會」

離開台南，羅方正又陪著我們，轉到高雄採訪「人文社會研習社」。路途中，他絲毫沒有提及這件往事，直到我們採訪北部「大革會」，副總幹事侯褔義才聊起了這件事，而恰恰好我和蔡明德、就是參加那天座談會的人，驟然間，才為自己被矇在鼓裡，不曾向羅正方說聲抱歉而感到愧疚不已。

羅正方，一個負責盡職，能夠忍下重大痛苦的青年，漸漸地，也為這次採訪勾劃出這一代學生運動的意志和力量。

這幾天，「大革會」密集地召開幾次主幹會議，每次議題都經過反覆討論。包括「大革會」會館、「大學報」機構刊物(名字暫定)，起草「學生反歧視宣言」等等。談公務的電話來得十分緊密，一切似乎只等蓄勢待發了。

「我們將總結過去階段的經驗！」主席團陶宗瑋這樣說。

「避免打混戰，」曾昭明也補克說明：「現在，運動的思想已經愈來愈成熟，這是一個事實。但如何找尋新的運動結合？仍是重大的考驗。如果後備力量不夠強大，理論人才不夠豐富。犬家只是一昧地發表宣吉，和廣大的學生沒有對談的焦點，對運動來說，無寧是前害多於助力吧。」

學生在改造社會的歷程中扮演什麼角色？

台灣校園問題在哪裡？改造行動要落實到哪裡？

曾昭明主動地提出這兩個問題討論。他說：「改革大學法，在現階段運動中，只是一個過渡性的目標。我們不可能立即採取爭議性很強的議題作為訴求。再說，校園民主的力量不夠紮實鞏固，一切就必須講求落實。」

1986年，法國學生運動領袖龔本第曾經說：「大學生是一個很不一致的社會集團」。同時也是一個過渡集團，擁有各自不同的社會期望，從而增加他們的不一致性。因此，很明顯，「大革會」的初期目標在於「一致性」，和掌握時間的趨勢。

今年9月13日，「大革會」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行「大學法改革」座談會和記者會，正式向社會提出第一號文件：「學生反歧視宣言」。在草擬宣言的動機上，陶宗瑋作了說明，他說：「實際上，它運動策略的意義大於運動理論。這是我們針對學生運動一貫採行的社會包圍校園政策，私下檢討出來的結果。」「簡單地說，學生校園至今仍然是台灣社會中，思想和行動最落後、最保守的領域。在整個台灣民主化、自由化的過程，校園和社會的差距很大，因此學生運動只好假藉全社會的主要議題，搬到校園內再生產，喚醒整座寂靜、荒漠的校園......， 」陶宗瑋說：「因此，要拉平這中間差距，我們提出『歸還學生公民權』的呼籲。」從根本上來說，「學生反歧視宣言」，則是企圖先確立大學生的社會位置是什麼?在曾昭明著手研究大學法改革時，他發現到，大學生不僅僅只是陷於特別權力關的全盤籠罩，「同時，在一切行政措施或教學過程中，學生只是單純地被視為教化的對象，必須忍受各種歧視、壓制和打擊。我們被規範成為『被教育和被訓導』的對象！」曾昭明說完話，又補充了一點意見：「不管我們在運動中提出什麼議題，從來就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。這是我們要打破歧視的根本理由。」此外，從更深遠的意義來看，「大革會」也認為，「要建立學生運動作為自主而獨立的社會力量，必須先肯定學生的主體性。否則，所謂學生成為社會改革先鋒隊的理想目標，就會落於脫口空言，從而淪為外在勢力的附傭團體。」「社會包圍校園」策略，是一種承認台灣學生運動的弱質性，以及台灣特定的政治情況下，不得不採用的辦法。「大革會」表示，「除非校園和社會的民主化差距被拉平，否則，這項傳統策略仍會繼續使用。」

一個讓人驕傲的答案總的來說，至今還有人懷疑，「台灣究竟有沒有學生運動？」這項懷疑，恰恰好顯示了它曾經是一種絕滅的願望。在戰後40年，在台灣校園已變成廢然、荒蕪的社會角落以後，台灣老一代知識份子(似乎不再寄望它會是改造社會的泉源。曾幾何時，老一代知識份子的願望被遺忘了。學生則悄悄地開會討論，搞串聯組織，從而尋找自己的運動模式。此時此刻，這一群比較用功讀書，思索台灣前途問題，不願耽溺於校園逸樂化的青年學生，正一步一步地撞擊著社會脈搏，重新點燃了老一代知識份子長期抑悶於內心的熱切期待。「是真的嗎？他們真地讀了這些書籍，讀懂了嗎？」老一代知識份子常常這樣問。這個知識和歷史的斷層，已經闊別的餘年，積累了一層厚厚的殘渣。現在，總算出現一線希望和曙光。「但，並不意味著這是一條平坦的道路，」「大革會」提出說明和自我鞭策的話，又說：「至少，在未來發展的兩年內，是學生運動的關鍵年。目前，擺在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的領域來看，學生運動的原動力，只是一種經驗的社會正義，而不是階級問題。」

因此，「大革會」自我解嘲地說：

「當運動搞失敗了，仍然可以程到中小企業界討生活，這種情況，就遠遠不能和韓國學生遲動或五四運動相比。」以南韓學生運動來說，恰恰好是因為在學生運動的長期奮門中，大批大批的優秀學生遭到退學，逮捕坐牢，或主動地隱瞞自己的學生身份，跑到工廠做工，才把學生和工人運動組織結合起來。

「可是，台灣工人生活的困境，目前正是學生運動最陌生的領域，也就是因為如此，學生根本無法針對工人問題提出改革主張。」「大革會」同時也作了這樣的聲明：「從各國學生運動的經驗來看，他們大部份是往工人群眾中尋找運動的資源和方向，然後才轉化成為工人運動、社區運動、婦女運動或西德、綠黨模式的反公害運動。」

至於農民問題，以台大農學院為主體的「濁水溪社」目前已經加盟進入「大革會」，在未來的角色功能上，「大革會」希望以該社社長黃國城為首，積極地帶領「大革會」去探索台灣農民問題。「我們發現到，農這個官僚附屬機構，嚴重地壟斷了台灣農村的經濟命脈。」

黃圍城說。而且，事實上，從台灣並不是掌握在全斗煥、盧泰愚、或金大中等人的手上，他們只是跟隨著學生運動的尾巴跑，真正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，仍舊操控在幾個學生運動領袖的掌握中。」

這的確是一個讓人驕傲的答案。

當我們告別「大革會」，除了打從內心擔憂著學生運動內部的宗派思想，深深地期望在兩年之內不致於擴大惡化，以致於再次嚐到了自我崩解的惡果，也同時寄望於這一群「大革會」的青年朋友，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戰鼓已經蛾響了，下一步，就是團結有力的時刻了。」農村破產的這個嚴酷事實，引伸討論到美國農業產品大量傾鎖台灣市場，加速破壞台灣農村社會的利潤分配。「這一點，已經廣泛地引起學生的反美情緒。我們必須拒絕吃麥當勞，聽說，就有南部學生拿石頭去砸麥當勞速食店......。」黃國城又說。

最後，這次採訪「大革會」的主要議題，在於學生運動是不是改造社會的主導力量？而不應該只是任何政黨的尾巴。他們的答案是：「超政治運動的團體」。他們斬釘截鐵地舉出南韓學生運動作為例子，他們說：「南韓政府的一切改革行動，並不是掌握在全斗煥、盧泰愚、或金大中等人的手上，他們只是跟隨著學生運動的尾巴跑，真正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，仍舊操控在幾個學生運動領袖的掌握中。」

這的確是一個讓人驕傲的答案。

當我們告別「大革會」，除了打從內心擔憂著學生運動內部的宗派思想，探裸地期望在兩年之內不致於擴大惡化，以致於再次嚐到了自我崩解的惡果，也同時寄望於這一群「大革會」的青年朋友，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戰鼓已經喊響了，下一步，就是團結有力的時刻了。」



〈76年10月〉人間